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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圣地延安:窑洞之光明初心

  初夏,陕北最好的时节。红艳艳的太阳照耀宝塔山,远处的山头上有人唱起了信天游:“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咱亲人迎进来。”

  歌声响彻云霄,将人的思绪拉回的年头。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落脚陕北,窑洞“司令部”成了民族解放的策源地,大生产运动的小纺车摇出军民鱼水情,沟沟壑壑遍布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

  今天,我们穿越时空、回溯初心,沿着窑洞之光的指引,看它如何划破黑暗长空,照亮前行。

  1937年盛夏,卢沟桥的炮声响了,华北华中大片领土在短短数月间山河破碎。

  9月,暴雨砸向平型关东北的白崖台,日军第五师团一部向此进犯。在小寨村至老爷庙公路附近的山地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战士们埋伏其中,一夜风雨过后,加之山洪寒冷透骨,官兵们浑身上下被洪水泡成了“黄泥汤”。

  一声枪响,火力倾泻而下,八路军发动猛烈进攻,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与敌进行白刃格斗,歼敌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这场“平型关大捷”惨烈异常,我军近千人伤亡,第五连百名壮士凯旋时只剩30多人,许多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穿着草鞋与日寇血战,在白刃战中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一片惊讶声响起在陕北洛川会议旧址的院坝里,一幅幅黑白照片将人的思绪从惨烈的战争现场拉回现实,一个强烈的疑问盘桓在人们心头——

  明知扛起长枪走向战场,从此再也回不来,却毅然慷慨赴战,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指引?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教授王志认为,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使命的引导下,中国人革命理想高于天,尽管党中央到达陕北时所率领的部队只剩七千多人,革命面临着严重危机,中共中央毅然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从1938年开始,千千万万满怀爱国热忱的青年,像潮水一样涌向这里,包括不少台湾青年和海外侨胞,总人数达3万之多,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占80%以上。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在奔赴延安的途中,许多人冲破重重阻碍,写就动人诗篇。

  1938年4月9日,一场鼓舞人心的讲演在窑洞外的露天广场上进行。身着补丁衣服的大手一挥:“来抗大学习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

  滚滚延河岸静立着延安革命纪念馆,在整风运动展区,刻着“实事求是”四个鲜红大字的石刻吸引游客驻足观看。穿越战火硝烟,这一记录整风精神的石刻历久弥新。

  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踏上延安土地。这一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主张对让步,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党内产生很大的思想动荡。

  思想混乱,初心蒙尘,航线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遭到惨重损失。而在事变前,就对存有戒心,曾制定过一个先发制人的计划,但这个计划最终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一导火索促使以为代表的党中央下决心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全党同志检查思想、工作和个人的历史,形成浓厚的纠错氛围——

  高级干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尤为深入。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博古等曾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负责同志,都在会上进行了沉痛检讨;张闻天更是奔赴农村,以实际行动“补课”;周恩来用半个月时间,写了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并作了5天的发言,对自己各时期的工作进行了深刻反思,体现了极高的党性修养。

  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得到极大提升。随着运动在各单位如火如荼地开展,大家将思想和实际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针对还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同志之间在讨论中敞开胸怀,若某问题在白天还没形成统一认识,晚上散步时还三三两两讨论着,每个党员反思不足,有一说一,光明坦荡。

  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增强党性修养被列为一个重要内容。《论党性修养》成为必学文件。这篇文章提出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及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是保持党性纯洁的有效方式等,有力指导全体党员明辨是非对错、锤炼党性修养。

  “通过整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得到了极大增强,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王志说。

  西北野战军新华社随军记者杜鹏程曾在长篇文学《保卫延安》中,描述了当时党内浓厚的学习氛围:“城周围的山坡上、沟渠里,一片一片的人在听课,在讨论学习中的疑难……”“在那万千个闪亮发光的窗子里,人们正用全部精力工作学习,思索真理。”

  不独理论学习,延安时期党的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也迈出坚定步伐。一个鼎力自强的成熟政党渐露峥嵘。

  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就制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克服党内存在的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思想;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了增强党性的具体措施;《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对党内巡视工作作出规定,强化对党内和公务人员的监督。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厉行廉洁政治,明令:“员有违反者从重治罪”。

  1937年延安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黄克功事件”。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挥泪斩马谡”,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被公审枪毙了。

  “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在给黄克功本人的回信中如是说。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教授薛琳认为,黄克功案件能否得以正确处理,直接关系着人能否取信于民,能否公平正义。的回信和事件处理结果恰恰表明,中国通过依法理政,守住初心,赢得人心。

  青化砭战役烈士陵园,有人唱响一首军民相亲的歌谣,将现场学员的思绪拉回转战陕北的岁月里。

  1947年3月,2万6千人的西北野战军连续三天埋伏在距敌人仅有15公里的地方。我军行动当地百姓看得一清二楚,但没有一个百姓走漏风声,解放战争首战告捷。在随后的沙家店战役中,佳县人民宁愿把自己仅有的粮食拿出来支援子弟兵,当年冬天一些百姓就因为家中断炊而亲人饿死。

  “正因为党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广大人民群众也就把党的事业放在心上。”西安政治学院退休教员焦连三说。

  人心向背是决定力量。正如所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只有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谈。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正在杨家岭参议会小礼堂举行。开会期间,突然发生了雷击礼堂事件,一位农民的毛驴也被雷劈死了,他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

  这件事很快传到耳朵里。“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冷静分析。后经调查发现,原来是当地征粮太重了,农民心有怨气。随后,党中央、及时作出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军民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扭转缺衣少食的困难,根据地的老百姓生活明显好转,党群关系全面升华。

  就在中央书记处所在的枣园,曾在书记处小礼堂亲自为24位老农民祝寿;中央领导机关、边区政府干部还给枣园乡设计并动手修了一条长6公里的水渠,旱地变水田,枣园群众将其改名“幸福渠”。

  薛琳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对党群关系有了深刻认识,在理论上强调“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在生活中,员“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走出衙门,深入乡村”,呈现出水乳交融的党群干群关系。

  延安13年,党员人数由4万余人发展到121万人;执政70年,党员人数9000多万。从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到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从至诚报国的黄大年到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人迎难而上、不懈拼搏的奋进姿态始终如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初心不改、伟志不移。

  蜿蜒的山沟沟,蓝盈盈的天,火红的太阳跃出地平线。桥儿沟、杨家岭宽阔的广场涌入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他们回望革命年代坚定不移的初心信念,用心感受70年接力传承的历史使命,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记者 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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