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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地方政府如何办公? ——记者带你走进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是陕甘宁边区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在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边区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延安时期的地方政府具体是怎样工作的?《延安日报》记者带您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一探究竟。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是陕甘宁边区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在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边区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延安时期的地方政府具体是怎样工作的?《延安日报》记者带您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一探究竟。

  7月24日下午,天气还算凉爽,跟随着讲解员郭慧的脚步,记者来到地处市区南关街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旧址下方几个红色的大字镌刻在墙上分外醒目,墙体两边是呈梯形状的台阶,拾阶而上就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大院,院中绿植林立,南、西、北三个方向分别是当年保存下来的连排窑洞,给人以庄严肃穆的感觉。

  郭慧告诉记者,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只是当时边区政府的其中一个组织机构,此外还设有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高等法院、保安处等机构,负责处理边区各方面的事务。当时政府的各个驻地场所被保存下来,也成了如今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旧址、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陕甘宁边区银行旧址、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旧址等。“别看当时生产生活条件差,边区政府的职能部门还挺齐全,大家各司其职促进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积累了经济,培养了干部,使边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成为新中国的雏形。”郭慧向记者介绍道。

  20世纪4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被称为全国的“民主模范区”,其突出的特色就是政治民主。提起民主,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地方就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旧址(现延安大礼堂)。

  礼堂坐北朝南,与不远处的宝塔山遥相呼应。“抗日、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陕甘宁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议员们在这里参政议政研究边区的大政方针,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民主之宫。”郭慧站在礼堂前介绍道,历史上有名的民主“三三制”政权原则就是在这座礼堂产生并广泛贯彻开来的。

  走进礼堂内部,郭慧告诉记者,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政府进行了三次普选,有两次都在这里举行。每次选举前都利用报纸、墙报、标语等进行宣传动员。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及宗教信仰,普遍具有选举权;不论职业、文化程度、财产、资格及民族差异,在选举上一律平等。

  “当时有很多群众不认识字,大家就通过票选、画圈、画杠、画点、投豆、烧洞、投纸团和举手表决等投票方式进行民主选举。”郭慧说,在人员分配上,大家也是严格执行“三三制”,即员、非党的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选举常驻议员、政府议员时,会有员超过了三分之一的情况,当时的徐特立、王世泰等员都曾主动申请退出,确保公平民主。

  不仅在选举方式上有民主,政府还出台的一系列法规、条例保障女子拥有和男子同样的参政权。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有6位妇女当选为参议员。1941年的第二届参议会选举中,全边区30%的妇女参加,17名妇女当选为参议员,167名妇女当选为县级参议员,2005名当选为乡级参议员。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使得边区妇女为边区民主政治建设、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如今的延安大礼堂虽已成为集接待、会议、演出等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剧场,但这里仍留下了延安时期民主建设印记,成为延安人永久的记忆。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的三大作风之一。历史上,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要求政务人员从实际出发,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制定出符合人民利益的方针、政策,当好人民公仆。其中具代表性的有林伯渠、马锡五等人。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林伯渠故居,郭慧讲起了林伯渠的故事:在担任边区政府主席的11年里,林伯渠一直积极践行密切联系群众。他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疾苦。面对日本侵略者飞机延安后群众无家可归的情况,林伯渠带领边区党政军民一起动手,打窑洞、盖房子,很快使人民住上了宽敞的房子。林伯渠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反对搞特殊化,经常穿着一身打着补丁的布衣,冬天则是一件没有布面的、光板的老羊皮袄,腰间则扎一根草绳。许多人根本不相信这就是堂堂边区政府主席的装束!

  说到密切联系群众的另一人便是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分庭庭长马锡五。来到宝塔山南麓龙湾山,爬上一段山路来到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马锡五肖像照片以及古元木刻《马锡五调解婚姻纠纷案》的照片挂在展厅墙上。“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历史上很有名,他审判案件,执法严正,刚直不阿,经常深入农村依靠群众调查研究,查明案情就地解决,从不拘形式,被誉为马青天。”郭慧指着马锡五的照片介绍道。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陕甘宁边区和根据地进入极端困难时期。为了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边区政府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号召,领导边区军民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并发起了“十一运动”。郭慧介绍道,运动提出后,受到了边区人民开始上夜校、搞卫生、建义仓、存余粮、挖水井,奔走在各个生产点上,为边区的建设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边区政府和群众的努力下,产粮184万石、公营工厂77家、职工人数12000多人、小学1395所、中学7所一个个数字“奇迹”被创造出来。“通过众人的艰苦奋斗,当时的经济、商贸、工业、交通、文教、卫生、外交等各项事业都得以蓬勃发展,每户有一年余粮、每村有一架织布机、每区有一处铁匠铺十一运动的目标一个个实现。”回忆起这段历史,对于边区政府和群众的创造力,郭慧感到十分惊叹。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带领下,边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有效工作方法,成为新中国的雏形。”郭慧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市民游客能够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了解更多延安时期的革命故事,将好的经验应用到工作生活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记者 李星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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